最大的障碍就在于对台湾现行宪法及六法全书的法律地位如何定性与定位的问题。
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我们相信巴基斯坦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展成为一个各种宗教更加和睦相处、消除了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威胁、实现了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现代化国家。
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为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原则和观念来生活提供便利和帮助。巴基斯坦是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视。[15]在一定程度上,宪法的这两条规定使巴基斯坦成为一个宗教国家。[5]真纳在1947年的制宪会议上发表演说:你们自由地到你们的寺庙,你们自由地到你们的清真寺,到巴基斯坦任何其他地方礼拜。
[8]Safdar Mahmood, Constitutionnal Foundations of Pakistan.2d rev.ed.1990.p634.[9]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s Modified upto 31st July, 2004).[10]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s Modified upto 31st July, 2004).[11] 1985 P.L.D.S.C.8; 1992 P.L.D.Lah.l.see Farooq Hassan, Religious Liberty in Pakistan: Law, Reality, and Percepti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2, p.289.[12]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s Modified upto 31st July, 2004).[13]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2卷文件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11]第21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缴纳用于宣传或维持不是他所信奉的宗教的特别捐税。那么，欠缺文本依据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基于司法审查的司法宪政主义呢？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和一个著名案例，即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和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是，在英美普通法宪政的传统中，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本就不直接来源于或依赖成文宪法的文本规定，而是尤其独特的、柯克式的普通法理由——马歇尔就是基于普通法理由而借助成文宪法的形式逻辑来证立美国的司法审查权的。
[22] 参见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4、若立法者可随时随意越超界限，限制它还有何意义呢？又何苦把这些界限形诸文书呢？若界限不能约束其对象，那么有限政府与专制政府还有何差别呢？毫无疑问，要么宪法控制与之抵触的议会立法，要么议会通过寻常立法改变宪法。该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演变历史为：（1）最初的司法审查制度以美国式的分散审查为母版，由普通法院普遍地承担起违宪审查的职责。[58]在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问题上，传统学说通常严格从中国宪法文本的人大条款出发，主张通过人大立法的间接实施模式和依赖人大监督权的立法监督模式。
对英国政治宪法传统的系统梳理将在以下相关章节中具体展开，这里只是简要介绍英国宪政的特殊性，以此表明司法宪政主义的现代形式与特定政治体的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6] 这是对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律格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的化用。
总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因为希特勒的负面影响而累及施米特本身构建学说的学术影响。欧陆的专门法院模式是一种导源于贡斯当中立性权力学说的模式，创设了回应现代政体之违宪审查功能的第四种权力。施米特首先指出：根据魏玛宪法所构成的实证法，由全体人民选出的帝国总统所具有之地位，唯有藉助一种关于中立性、斡旋性、规制性与持存性权力，并且更进一步开展的学说，才有可能被建构出来。[1] 这一更宏大背景下的理论歧异在中国学术界关于政治转型的讨论中便演化为民主优先论和法治优先论的对峙，关于这一对峙的简要分析参见翟小波：《关于中国法治的两个问题》，《太平洋学报》，2007（12）。
中国宪法强烈的政治宪政主义特征根源于中国宪政进程的高度的政治自主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精英对宪政的强烈的政治理解和实践认知，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和毛泽东的民主宪政论皆属此类，这一点区别于绝大多数的完全殖民地国家，后者在政治上和智力上实际上并无能力进行联邦党人所谓的真正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张千帆教授在一项关于司法审查制度的大样本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更加合理化的分类框架，即将普通法院的审查制度进一步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模式，两种兼备的称为‘普通混合模式。[57] 关于越权模式和普通法模式的相对简明的考察与分析，参见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英国话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应该说，这份统计表恰恰说明了亚洲政治体系的多元性、传统性和自主性特征。
这也印证了转型国家模式的一般特征：在美国模式与欧陆模式之间进行着自由选择但未必是深思熟虑式的组合。同时，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也不是普通法院，而是一种中立性权力，是常规政府权力机构之外的特殊制度装置，与贡斯当学说的指向尽管不是一一对应，却也可以对照。
4、 美国普通法院对涉及宪法的争议具有广泛的管辖权，成为美国的政治法庭。[6] 转引自[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4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革命与宪法及中国宪制问题》，《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英国是普通法的母国，也是现代宪政的母国。1999年，齐玉苓得知基本侵权事实，以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枣庄市中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黄松有法官的评论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代表性意见。下面我们就简要考察一下凯尔森如何回应施米特的观点以及在一个更加开阔的理论脉络中凯尔森如何展开自己关于欧陆司法宪政主义的构想的。在转型国家模式中，殖民主义的传统影响和社会主义体系失败之后的回归心理是主要理由。
一、 司法宪政主义的公式：宪政=司法审查奠定司法宪政主义之观念基础的思想家是英国大法官柯克，其在17世纪初期的英国司法过程中的创造性判决具有非常突出的开创性意义。第五共和宪法在改进1946年宪法之宪法委员会的基础上强化了该机构的护宪职能。
因此，面对当代中国的宪政状况，不是通过横向比较而横加指责，或者简单建言，轻率论断，误解先贤，误解人民，而是要真正理解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理解它的思想背景、制度原理和价值诉求。由此，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也构成了欧陆独具特色的一种司法宪政主义模式。
在《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凯尔森一方面认为存在法律违反宪法的可能性，且必须加以纠正，另一方面又认为赋予立法机关之外的机关来宣告违宪的法律无效可能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他首先提出解释和适用法律是法院的职权和责任，然后为法官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司法情境，即法律与宪法相冲突。
5、 缺乏成文宪法的明确授权，司法审查的普通法理由经常受到宪法之民主理由的挑战。（5） 审查权安排上采行集中审查模式，不同于美国式的分散审查。然而，从中国自身的宪政历史与思想脉络来看，又有着鲜明的政治宪政主义特征，有着围绕宪政理想的政治自主性的规范诉求，在国家构建与公民成熟的双重主题脉络中反复调试乃至于创造。经此重构，魏玛宪法的守护者就被理论性地指向了总统，这正是施米特的论证意图所在。
国家元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让这三种权能的任何一种推翻其他两种，而是让它们相互支持，互相理解，协调行动。[33]实际上，施米特的总统尽管从贡斯当的中立性权力学说中获得了护宪的正当性，但在施米特所引述的关于德国国家法学说对总统作为常规体制外之中心的论证以及施米特本人关于总统/领袖的人格化理论与政治决断理论的重构之下，所谓的中立性很难获得理论上严格的坚持和制度上有效的保障，能动性将逐步取代中立性。
（3）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主要处理的是中港关系中的主权问题，对内地的借鉴意义有限。[35]凯尔森是1920年的奥地利宪法法院模式的主要设计者，主张通过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作为宪法的守护者。
这种二元体系的规范根源在于作为司法审查正当性依据的普通法理由根源于一种贵族制的理性，而作为现代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民主理由则根源于一种民主制的意志。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宪政主义 政治宪政主义 八二宪法 政治宪法结构 中国宪政转型 。
[50]翟小波博士的总结基本上是以美国式司法审查模式为对象的，这些观念基础直接支撑了上述作为美国模式选择理由的普通法理由和成文宪法的形式逻辑，其在文章的开头也作了明确的交代——本文所说的违宪审查制，主要是（美国式的）立宪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制[51]。伊利教授也从强化民主的功能主义角度提供了补充论证，参见[美]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司法审查的一个理论》，张卓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3] 当然，这只是就代表性和影响力而言的，实际上欧陆模式内部还存在着某些未定型的弱司法审查模式，此类模式在类型化与影响力上相对较弱，且基本上属于在议会民主与法院审查之间构建合作体系的努力，有关比较与分析参见程雪阳：《弱司法审查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可能意义》，《宪政、公共政策与法学研究新范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办，2010年10月16日。现在我们要讨论的转型国家模式基本上是参照这两种主流模式进行组合设计的产物。
贡斯当同时运用了罗马共和国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历史材料对其中立王权的理论予以佐证。[4] 韦伯曾对尾随者的现代化问题进行过研究，指出了单纯引进作为工具与形式的自由的制度条件的实践困境，即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沉重的铁笼，有关分析参见李猛：《现代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社会学研究》，2010（5）。
该原始法权事关重大，不能也不该反复使用，由此而生的政府原则是根本的，它拥有最高的权威，是不变且永恒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美国语境下的关于宪政的古今之辩——古者，普通法也。
（6）法律应通过关于合法性的特定规则和一般原则（如人权）来控制政府[52]。2000年开始的新世纪在宪法学学术方向上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